“天气很热,我出去走了一圈。”
“一个人去的?”
“我还能跟谁?”
“黛黛说你有一个男朋友。”
“黛黛和你最亲了,她恨不得取代我。”
“或者说,我看不到、听不到的东西,她能看到、听到。”
“你想说什么?”
“就是我刚才说的。”
“彼得罗,我们把话说清楚,你要在你众多的毛病里,再加上爱吃醋这一条吗?”
“我不爱吃醋。”
“希望吧,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想马上告诉你:加上爱吃醋的话,那就太多了,我受不了这一点。”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这类冲突越来越多了。我对他很留心,我指责他,也很鄙视自己,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气愤: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?你要我怎么做?我爱尼诺,我一直都爱他。现在他要我了,我怎么能把他从我的心里、脑子里,还有身体里驱赶出去?我从小就练就了一种自我压抑的完美机制。我的真实欲望,从没有任何一个得到释放,我总能找到办法把所有狂热念想压制下去。我想,现在够了,希望这一切都毁掉吧,从我自己开始。
有几天时间,我没打电话给尼诺,在佛罗伦萨我已经理智地告诉过他这一点了。但是过了几天,我忽然开始每天给他打三四个电话,而且毫不在意我的家人的看法。我甚至也不管黛黛有没有听到,她就在离电话亭几步远的地方。在被太阳炙烤得让人无法忍受的电话亭里,我和尼诺打电话。有时候,我浑身是汗,我受不了女儿监视我的目光,我打开电话亭的玻璃门,对她喊道:“你傻站在那儿干什么,我跟你说过,让你照顾妹妹。”那时候我唯一考虑的事情,就是蒙彼利埃的研讨会。尼诺在折磨我,他越来越像在考验我的情感,我们开始疯狂地吵了起来,然后又相互倾诉,说离开对方无法生活,从那些昂贵的、带着怨气的长途电话,到一大串相互倾诉衷情的、滔滔不绝的情话。我一天下午,我已经精疲力竭了,黛黛和艾尔莎在电话亭的外面哼唧:“妈妈,你快一点儿,我们等烦了。”这时候,我对他说:
“只有一种方式,可以让我陪你去蒙彼利埃。”
“什么办法?”
“把所有一切告诉彼得罗。”
很长时间的沉默。
“你真的做好准备了?”
“是的,但条件是:你把一切都告诉你妻子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尼诺嘟囔了一句:
“你想让我伤害埃利奥诺拉和孩子吗?”
“是的。难道我不会伤害到彼得罗和我的两个女儿?做决定意味着伤害。”
“阿尔伯特很小。”
“艾尔莎也很小,对于黛黛,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儿。”
“去蒙彼利埃之后我们再说吧。”
“尼诺,不要和我做戏。”
“我没有做戏。”
“如果没有做戏,那你要承担后果:你和你的妻子说,我和我丈夫说,就现在,就今天晚上。”
“给我一点儿时间,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”
“难道对我来说很简单?”
他开始支支吾吾,想对我解释,他说埃利奥诺拉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,她的生活都是围绕着他和孩子。他说,她小时候有两次尝试过自杀,但他不仅仅说了这些,我感觉,他带着他特有的清醒在全盘托出,说着说着,他最后承认,这不仅仅是伤害他妻子和孩子的问题,而且是把很多便利一脚踢开。因为只有过着富裕的生活,那不勒斯才变得可以忍受。还有很多关系网,可以让他在大学里为所欲为。最后,他自己也为那种毫无保留感到震惊,他说:“你记不记得,你公公很欣赏我,我们的关系如果公开之后,可能我就会和艾罗塔家彻底决裂了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,他最后强调的这件事,让我很受伤害。
“好吧,”我说,“我们就此结束。”
“等一下。”
“我已经等太久了,我应该事先做决定。”
“你想做什么?”
“我要采取行动了,我的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继续的意义了,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”
“你肯定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会来蒙彼利埃吗?”
“我说我要走自己的路,没有说走你的路,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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