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要出发的时候,尼诺再也不打电话来了。我试着给他打过去,希望不是埃利奥诺拉接电话,最后是家里的保姆接的电话。我松了一口气,我说,我找萨拉托雷教授。她的回答很干脆,而且毫不客气,她说:“我让太太过来接电话。”我挂上了电话,开始等待。我希望我的电话能成为他们夫妻冲突的导火索,希望尼诺知道,我找过他。十分钟之后,电话响了。我马上跑过去接,我当时很确信是他,但这次是莉拉的电话。
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通话了,我不想和她说话。她的声音让我很厌烦。在那个阶段,即使是她的名字像蛇一样掠过我的脑海,也会让我心乱,让我失去所有的力量,而且这也不是一个聊天的时刻。假如这时候尼诺打过来,他会发现电话占线,我们的联系已经那么艰难了。
“我能待会儿打给你吗?”我问她。
“你有急事儿吗?”
“有点儿。”
她无视我的请求,通常她觉得,她可以自如地出入于我的生活,根本不用任何客套,就好像我们还是一体的,并不需要问:“你好吗?怎么样了?我打扰你了吗?”她用一种非常疲惫的声音说,她刚听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:索拉拉兄弟的母亲被杀死了。她说得很慢,就好像在斟词酌句,我一直在听她说,没有打断她。她的话引起了我一连串的联想:在莉拉和斯特凡诺的婚礼上,那个穿着盛装,坐在新郎新娘那一桌的女人;我去找米凯莱时,那个给我打开门的幽灵一样的女人;在我们童年的想象里,那个用刀杀死堂·阿奇勒的女人;还有那个头上戴着绢花的年老女人,她摇着一把天蓝色的扇子,有些自说自话地抱怨:“我觉得很热,你们不觉得吗?”但现在我没有任何感觉,即使是莉拉列举了一些她听到的消息,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,我也没什么感觉:他们把曼努埃拉杀死了,用一把匕首抹了她的脖子;或者开枪打死了她,一共五枪,四枪打在胸脯上,一枪打在脖子上;或者在她家里,他们扯着她暴打,拳打脚踢致死;或者那些杀手——她是这么叫他们的——他们没进家门,门一开,他们就对她开枪了,曼努埃拉头朝下倒在楼梯间,而她丈夫当时正在看电视,都没有觉察到发生了什么。莉拉说,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索拉拉兄弟现在疯了,他们和警察在竞争,看谁先找到杀手。他们找来了那不勒斯里里外外的人,他们停下了所有手上的事,我今天也不上班。这里的气氛很恐怖,都不敢大声喘气。
这些发生在她身上,还有她身边的事情,她是多么擅长赋予它们重要性和厚度:放高利贷的女人被抹了脖子,她的两个儿子变得非常狂躁,他们的爪牙已经做好报复准备,她现在就身处于这动荡的环境中。最后,她才说了她打电话的真实目的:
“明天,我让詹纳罗去你那儿吧。我知道,我不应该给你增添负担,你有自己的女儿要照顾,还有你的事要做,但现在,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。他会旷一阵子课,但也没办法,他对你很有感情,他在你那儿过得很好。你是唯一一个我信任的人。”
我琢磨了一下她说的最后一句话:你是唯一一个我信任的人。这让我微笑起来,她还不知道,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可信任的人。她心安理得地认为,我还是像往常一样,用一种最平稳的理性,使自己生活在平静安详之中,所以她会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她好像觉得,我的生活就像假叶树的枝干上结的艳红的果子。我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,对她说:
“我要动身了,我要离开我丈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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